半年做了两档播客 我们和周轶君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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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淫媒体行业多年,周轶君在不同的媒介形态间游走。2000年初,她是常驻加沙地带的国际新闻记者,后来成为凤凰卫视的国际观察员,《周末画报》的新闻版主编。她根据自己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观察先后出版了《离上帝最近: 女记者的中东故事》(再版时更名为《中东死生门》)和《拜访革命》(大陆出版时更名为《走出中东》)两本著作,而在记者、作家的身份之外,她又是《锵锵三人行》的常驻嘉宾

到了2019年,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周轶君踏上了全球教育探索之旅,走访了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及英国等五个国家,最后回到了中国,最终将旅途见闻拍摄成6集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以纪录片导演的身份面向观众。

不过纪录片的容量仍然有限,关于中国的教育如何从不同国家的教育哲学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于是周轶君投入了对中文播客的尝试中,和看理想合作制作了教育类播客《你好,童年》,邀请乡村教师和教育研究者进行了有关中国教育的充分讨论,获得了听众的积极反馈。


今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周轶君想要为此做些什么,她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和身处不同国家的朋友们连线,一同为听众带来《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这档时事类播客,提供一个优质的信息渠道,展现出不同国家真实的防疫现状。

◎ 《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节目封面

不论是《你好,童年》,还是《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周轶君都在努力用自己的视角呈现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希望通过播客这一媒介形式让大众受益。她最近和「播客一下」聊了聊做播客背后的故事,以及她对播客这一媒介的理解和思考。


注:播客一下简称“播”,周轶君简称“周”,以下采访文稿略有删减和段落调整。



播客就像以前的博客一样



播:请问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播客的?对播客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周: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我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播客)的。我开始是会在苹果手机上的Podcast应用中听播客,然后我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做一些播客,比如《文化土豆》,《山顶洞人》,我就觉得这个方式现在好像比较普遍,但(播客)实际上就像很多年以前的博客一样,(只不过)从文字和图片到现在变成了音频的形式。


播:请问您平常会听什么类型的播客?


周:我有几个固定要听的节目,比如说有一些时政节目,还有《经济学人》杂志出的播客,像《文化土豆》这种聊天型的播客我也经常会听。之前看理想也跟我推荐过一个叫"Caliphate"的播客。

播:您在播客《文化土豆》和《山顶洞人》中分享过纪录片拍摄当中的一些心得和见闻,请问您作为播客嘉宾有什么感受?


周:我觉得特别的轻松,因为我自己以前也上过一些谈话类节目,如果是视频节目的话,作为嘉宾有很多的东西要顾及,比如形象上,你最少得化个妆。但是录播客就觉得特别的轻松。而且播客不太受时空的限制,我跟张一帆(《文化土豆》的主播)录节目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外面遛了个弯回来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就开录了,特别随意,特别轻松。以前做视频的访谈节目时,邀请嘉宾(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哪里人能不能到?如果和嘉宾分别在两地的话就比较困难。

杨静(《山顶洞人》的主播)那次跟我录《山顶洞人》。她到我家来(录节目),我们家小孩在旁边跑来跑去有声音,她说没关系,可以选择保留或者剪掉都可以,整个状态非常的随意。



播客《你好,童年》和纪录片是相辅相成的



播:做播客《你好,童年》的想法是谁先提出来的,或者说谁建议你们拍完纪录片后可以做一个配套播客?


周:其实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周全,(也没有很确切地)有谁提出来一个计划。我们当时也想过,要不要做一些延展的讨论,但是对于形式等方面还在考虑当中。徐小童(《他乡的童年》媒体宣发负责人)当时跟Media-X(Media-X 是一个旨在推动媒体创新以及新媒体与社会企业发展的原型基金)有一些接触,后来有天我们俩在聊纪录片的时候,出门正好在路上碰见了Media-X的工作人员,我们就说要不要聊一聊这个事情, 正好它们在招募有关媒体的新计划,我们就去投了,(提案)通过之后Media-X就资助我们来做《你好,童年》这个播客节目了。

播:播客《你好,童年》是对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的补充和延伸对吗?


周:因为我们觉得其实在纪录片之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完、可以再讨论,尤其是因为片子里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教育。但实际上,在视觉语言上很难把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把问题讲清楚,当时觉得有一个播客(就可以继续探讨这些问题)。像美剧《切尔诺贝利》,也有做配套播客,延续在电视剧里面没有讨论完的东西,大家还有兴趣说的,我觉得播客有这样一个延展的功能

(《你好,童年》)请了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人,尤其是乡村教师,这些大家平时可能未必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的人,希望一起来做一个更充分的讨论。

◎ 《你好,童年》节目封面 图源:看理想


关于播客对于纪录片的推广,我觉得它是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不是对原有的视频有推广效果,我现在没有数据(支撑),因为纪录片当时的观众还是很多的。

播: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与看理想合作,一起制作播客《你好,童年》?


周:因为我觉得播客在技术上来说可以是一个人的队伍,《文化土豆》和《山顶洞人》都是一个人可以全部都搞定。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在做,再加上《你好,童年》的播客需要有不同的嘉宾参与,当中也有很多沟通、协调、策划、筹备工作要做,这不是我一个人能搞定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选择一个编辑能力比较强的队伍。

看理想主要提供的是编辑队伍和播出平台。虽然说播客也可以自己直接上传、在平台上发布,但是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还是要考虑平台的受众是不是够广,而看理想作为一个平台和我们的契合度也比较高,我之前也上过看理想的节目,它们也认为看理想的受众对我做的节目会有兴趣。播客《你好,童年》作为纪录片的延展,我还是希望让大众能受益,所以要选择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比较成熟的平台,看理想是最合适的



做好播客需要很强的编辑能力



播:播客《你好,童年》其中也有马云教育基金会的身影,请问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其中的?


周:因为拍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些在中国国内做教育的人,其中有一位建议我,应该关注一下中国的乡村教师,他们特别地不容易。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过去讨论中国的乡村教育,大家想到的可能还是那张有很有名的照片,就是孩子的大眼睛,觉得他们还上不起学,还在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实际上现在的乡村教育里面,因为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它们已经在尝试很多特别新鲜的做法。

我觉得乡村教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接地气的话题,可以跟我的纪录片联系在一起,继续探讨中国的教育。马云基金会本身的运作很专业,有负责宣传和媒体的部门,我们跟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们也很乐意跟我们交流这件事,然后帮我们找了几位教师,跟我们一起到北京去(录这档播客)。

◎ 《你好,童年》节目截图 图源:看理想


播:对于您个人而言,参与播客《你好,童年》的制作有什么特别的收获,或者说相比纪录片的拍摄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


周:播客和纪录片不太一样。播客是一个对话的形式,我们采取了三人对话的模式:我作为主持人,再加上一位乡村教师,一位在教育方面有见解的公众人物,比如像李玫瑾老师、梁文道老师,这样一种组合去对话会比较有意思。

◎ 《你好,童年》录制现场 图源:所以然工作室


而纪录片是影像的表达方式,播客是一问一答的表达方式,相比纪录片很多时候播客的信息量是更加紧凑的。

播:此前《你好,童年》在苹果播客上获得了推荐,有没有产生直接的反响?


周:因为节目已经录完有一段时间,(所以对于被苹果推荐)我觉得挺意外、也挺高兴的。实际上我没有花力气专门研究过播客现在的生态,也还没有想过要把这个事情作为我们的重点来做,主要原因是我们人手不够。

◎ 《你好,童年》宣传海报 图源:看理想


我现在觉得播客要做的好,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方面)你的编辑能力要特别强,比如像张一帆把《文化土豆》当做全职来做,要达到那样的程度,不然的话也做不好(播客)。另外一个就是平台,我觉得国内的几家音频平台各有利弊,而且有时候它们未必对节目内容特别感兴趣,主要是看你有多大流量,这和播客这种形态本身是相违背的。因为播客的本质就是像以前的博客一样,可以野蛮生长一段时间,比较自由和个人化,但是当你跟平台绑定,变成一种流量模式的话,实际上对播客是有伤害的。



配套播客要能独立于纪录片存在



播:请问您觉得纪录片加配套播客的组合是不是产生了“1+1>2”的影响?您觉得未来这种组合形式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周:我觉得主要取决于播客做的怎么样,以及如何去传播它


我觉得播客《你好,童年》跟纪录片本身的相关联度大概有30%,它是由“教育”这个话题引出来的。但是像美剧《切尔诺贝利》及其配套播客就不太一样,它们的相关度是更高的。


“1+1>2”成不成立,我没有数据统计支撑,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两个”1“各自要先做好。尽管播客是从纪录片延展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它本身需要一个特别好的包装,或者它本身的叙述得成立,要有独立于纪录片的能力,我觉得这样才能起到“1+1>2”的效果。如果它没有独立于纪录片的能力,可能效果就要打个折扣。


播:请问您做《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这档播客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继续与看理想合作,而是选择了蜻蜓FM呢?


周:其实我觉得上次跟《看理想》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看理想》的团队很专业,包括整个录制的过程、编辑的能力、以及节目的平面设计和宣传,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好,符合我的预期。


这一次为什么没有选他们呢?因为做播客《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当时我有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他想做一些公益的活动,我们当时都很着急,想为疫情做点什么。

◎ 《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宣传海报 


刚开始也想过要联系,比如在武汉的人,或者居家隔离的普通人,我看到当时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报道,我们没想到怎么能做得更好。等到3月初,他跟我说感觉中国的疫情转到国外去了,现在国外也开始关注疫情,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来做,然后他去联系了蜻蜓FM,它们也愿意做这件事,我们就决定做这个播客了。

播:《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这档播客的制作目前由谁负责?


周:《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由蜻蜓FM负责制作。我们对这档播客的定位是一个公益节目,希望这个节目如果有任何收入,可以捐赠给需要的人,这方面会由蜻蜓FM处理,我只是出产内容。
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录完节目以后,把所有的音频传给蜻蜓FM,然后把节目中大概的要点告诉它们,它们来制作节目。



不同的话题都有适合它的媒介形式



播:《轶君连线—全球疫情说》这档播客跟您原来熟悉的国际新闻领域联系紧密,您有没有考虑未来再做一个国际新闻主题的播客?


周:我觉得都有可能,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因为主要的精力还是在纪录片拍摄上。


以上次的经验来讲,我觉得用播客的形式来推广其实挺好的(但是)我希望它本身的节目质量要有保证。我回想小时候经常会听广播剧,还有那种一个人给你读书讲书的节目,那时候的节目比现在的质量也不差,特别是节目中的一些剧场的效果,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难讲以后要不要继续做播客,因为我经历和尝试过不同的媒体形态,我认为要看不同的内容来决定它适合于什么样的媒体。有很多话题,我都有兴趣,但不是每一个东西你都能用纪录片拍出来的,有的甚至可以做成剧情片,或者说更适合咱们来做个播客,或者做一个数据新闻,或者办一个大会,不同的话题都有最适合它的形式

我觉得还要考虑不同的内容形式怎样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在的内容特别得多,我们要考虑在用户的日常情景当中,这些内容对他有什么用。比如说"The Daily",让听众每天早上起来能知道这一天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


本文提到的播客

《文化土豆》:张一帆和朋友们闲聊的泛文化类播客。

《山顶洞人》:由策展人、游戏研究者杨静主持的致力于挖掘艺术家、游戏设计师等人脑洞的文化类播客。

“The Intelligence”:《经济学人》旗下的新闻类播客,通过全球的记者网络,挖掘新闻标题下的故事。

“Caliphate”:《纽约时报》制作的叙事类播客,在节目中,《纽约时报》报道恐怖主义的记者Rukmini Callimachi会带领听众去到战争发生的现场了解恐怖组织ISIS。

“The Chernobyl Podcast”:HBO出品的美剧《切尔诺贝利》的配套播客,主持人Peter Sagal每集节目会与剧集的编剧兼执行制片人Craig Mazin一起,讨论《切尔诺贝利》每一集的场景,主题以及角色背后的故事。

“The Daily”:《纽约时报》制作的日更新闻类播客,由Michael Barbaro主持,通过Storytelling的方式讲述近期发生的重大新闻,是美国播放量最高的播客之一。